不久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金融学专业学生杨勇收到一笔国家奖学金，成为该校1200余名云南建档立卡贫困生里唯一的国奖获得者。他拿出500元给爸爸妈妈添置衣物，剩下的奖金存了起来，“未来参加专升本考试、考证、实习都能用得上”。

杨勇的家乡远在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偏远的山区，父母务农。早些年杨勇患了病，家里筹钱给他做手术，找亲戚借了不少钱。高考填报志愿时，他原可以在云南就读二本院校，但心疼父母年纪大，哥哥还在读书，杨勇动了辍学打工的念头。结果，高中班主任打电话告诉他高职扩招的消息，建议他去试试。

自此，杨勇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两年里，他早上6点到教室读书、学英语；寝室桌子上贴满了今日计划表，完成一项就撕掉一张。高耸的大厦、奔驰的地铁、涌动的人潮，“像是来到另一个世界”，杨勇从未想过自己能走出大山，来深圳求学。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像杨勇一样，通过插上“技能”的翅膀飞出大山、飞向更广阔的天地。

从扫盲运动开始，教育就在为提高中国人口综合素质作出各种努力。在这其中，职业教育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仅使我国的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也使一代代青年的命运，因为读书而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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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手起家，建起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

洋火、洋布、洋灰……这些带有“洋”字的词语记录着中国曾经薄弱的工业基础，也展示出那时我国技能人才的缺口之大、需求之迫切。

1953年，我国颁布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实施期间，仅工业、运输业和地质勘探等方面就需要技术人员30万人，而已有技术人员包括见习技术员仅14.8万人，缺口达15万人；当时的工科院校和工程技术系科每年仅能招收新生1.6万人，整个“一五”计划期间，只能向国家输送不到5万名毕业生，不足当时工业建设实际需要的25%。

于是，自上世纪50年代，中国学习苏联开始工业化进程。为了快速填补人才缺口，国家把重心放在培养周期短、人才实用性强的中等职业教育上。中央和地方的工业、交通、农林、财贸等国民经济主管部门，创办了一批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培养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劳动部门所属的企业建立技工学校，培养面向生产一线的技术工人。经过几年的建设，一批近代中国所没有的中等地质、矿业、电机电器、铁路交通等学校建立起来。

1958年，一种新的教育模式——“半工半读”学校率先在天津国棉一厂出现。这种“半天劳动、半天学习”的模式，在城市和乡村广泛开展。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方式让更多人有了受教育、学技能的机会，扩大了职业教育的覆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