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毛家齐，1927年出生于江苏镇江，国际著名历史学家，南京大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1947年考入中央大学，195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经济系，留校任教。 历任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台湾历史研究所所长。 现任《中国思想家丛书》副主编、终审组召集人，江苏省文史研究中心馆员。 兼职社会工作者包括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国台湾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历史学会理事、江苏省历史学会会长、江苏省两岸关系研究会副会长。 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毛家齐在罗尔纲、陈恭禄等资深历史学家的指导下，研究太平天国运动历史。 20世纪80年代，他开始研究晚清及1949年以后的台湾历史。

评书：

《从经济系到历史系》

1947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8月8日国立中央大学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1950年10月后直接称南京大学）。 起初我考的不是历史专业，而是经济学专业。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第一考试网，经济学专业比较有前途，毕业后也比较容易找到工作。 如果你是历史专业的话，找工作可能不太容易。 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所在地就是现在的南京工业大学。

毕业后，我留在学校工作。 当时，决定留在学校从事什么工作，并不是根据自己的兴趣，而是学校和领导的意见。 当时学校里有几个单位要我去工作。 刚毕业时，我在学校图书馆工作。 1952年院系调整后，我调到教务处工作。 时任副校长孙树平对我的工作很满意，调我到校行政部门工作。 后来教务处和校长室也都想让我去他们那里工作。 这让我感到左右为难，于是我主动提出调到历史系。

我在大学里没有学过历史。 我对经济史很感兴趣，业余时间读了很多经济史书籍。 由于当时南京大学历史系需要人、需要老师、需要工作人员，学校很快就同意了我的请求。 于是，1956年12月，我如愿从教务处调到历史系，从此开始了我的历史研究之路。 “文革”前，我已担任历史系副主任。 我当时很公正，老老师们普遍对我的工作比较满意，所以我的名声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南京大学陈军校长为毛家齐教授颁发“名誉高级教授”聘书

“在历史研究中，我一直秉持‘敢’的理念，始终坚持学术创新。”

“敢于带头”

1964年，太平天国运动研究成为热门话题，史学界对于晚年告降的“忠王”李秀成的真实意图仍存在争议。 然而，从未研究过太平天国运动历史的戚本禹却在康生的“授意”下发起了批判李秀成的政治运动。 我认为，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李秀成，肯定他在历史上的一些积极作用。 1964年8月7日，我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论李秀成》，用确凿的历史事实，提出与齐、康完全相反的观点。 这在全国历史界引起轩然大波，也招致了对我的“大批判”。 我成了“江苏省第一汉奸维护者”。 《光明日报》、南京《新华日报》等报纸先后发表文章批评我。 在报纸上被公开点名、批评和掌掴的感觉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不舒服的。 但我仍然坚持我的观点，做需要做的事情，我并没有因为这些批评而改变我的立场。

1964年9月，因“美化汉奸李秀成”，全江苏省都批评我，批评我宣扬“汉奸哲学”。 有一次，系里开会批评我，老校长匡亚明也来开会。 批评会前，我在系办公室门口遇见了匡校长。 我叫了一声“校长”，苦笑了一下。 匡校长当时对我说了两八句话：“别紧张，再写文章吧！” 起初我以为这只是一句安慰的话，心里想：当时大家都在批评我，我怎么能不紧张呢？ ; 如果我继续写文章，人们可能会说我“没有吸引力”，我会继续受到批评。 其实，校长对一个受到批评的老师说这样的话，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对此我非常感谢匡校长。

毛家齐教授拜访老校长匡亚明教授（1994年）

“创新第一”

我非常重视历史系的学科建设。 我们南京大学是最早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校之一。 我们不仅时间上“早”，而且也有勇气去研究一些新问题。 当时南京大学近代史领域有两位著名教授，一位是陈恭禄，一位是王石。 他们都是“真正的”教授。 其中陈功禄先生的《我国近代史》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近代史著作。

经过十年“文革”，南京大学的文科遭到严重破坏。 “文革”末期，我们的文科整体实力十分薄弱。 加之“文革”造成年轻一代“人才辈出”，使我校文科师资力量更加薄弱。

改革开放后，南京大学文科建设迎来了春天。 匡校长努力重建南京大学文科，加强文科师资队伍建设，特别注重从外校挖来老高级教师。 在匡校长的影响下，我不断发掘系里的老教师，优先发挥他们在学科建设等工作中的作用。 我带领全系师生排除干扰、化解矛盾，把精力投入到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中，推动全系工作走上正轨。

1980年春，我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邀请赴美国访问并讲学。 在这次考察中，我接触到了很多有关台湾和台湾学者的资料，深深感受到大陆对1950年以后的台湾历史知之甚少。所以回国后，我和其他老师讨论了研究台湾的问题。一起历史。 但当时很多人都觉得这个问题太敏感，所以大多都心存顾虑，不敢介入。 但我坚持认为，台湾历史研究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 我研究的是台湾的历史，不是台湾的现状。 当然，做现状研究也没关系，从学术角度做就可以。 所以我不害怕，我有信心不会有问题，也不应该有问题，因为历史研究和政治应该分开。

毛家齐教授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邀请访问美国两个月并进行学术研究。 拍摄于耶鲁大学图书馆前（1980）

1985年春，我在与几位研究生院老师的闲聊中，提到了研究台湾近30年历史的问题。 我认为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任务，不仅可以增加大陆同胞对台湾同胞的了解，也可以帮助台湾同胞了解大陆同胞对他们的关心。 他们都同意我的观点，自愿组织了台湾近三十年历史研究小组，推荐我担任顾问。 以此为契机，我带领九位硕士生撰写了《台湾三十年（1949-1979）》，于1988年出版，还特邀匡校长为本书撰写序言。 《台湾三十年（1949-1979）》是1949年后大陆人撰写的第一本台湾史著作，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强烈反响。 1991年，我在南京大学创办了台湾研究所，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研究台湾历史的研究所。 全国第一个招收当代台湾研究硕士研究生的学科。

历史学院要创新，要有新课题。 总是遵守旧规则是不好的。 学术问题的关键在于创新，要敢于提出新问题、提出新见解。 如今，历史研究在资料获取等方面比过去开放得多，研究条件也比过去好得多。 学生应在教师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我相信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会继续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毛家奇教授与采访同学合影

采访 | 王佐、谢育新、方高丽

文字| 毛家奇教授、毛宁老师、王佐、方高丽、谢宇新、陈轩宇

照片、视频、录音| 毛家奇教授、毛宁老师、黄鹏老师、陈轩宇、方高丽

校对排版| 蒋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