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法国的冷漠态度相比，中国官员和相关学者的批评意见更多。 专家认为，福布斯采用最高边际税率来计算税收负担程度。 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不一致，且最高税率的适用率较低，福布斯的计算不够严谨。

情况确实如此，但需要注意的是，福布斯用于排名选择的标准是连续且一致的。 由于这是一个适用于所有国家的统一指标，因此说中国的“痛苦”程度较高也不无道理。 另外，福布斯的排名比较商业化，因此反映了市场和受众的需求，这也是可圈可点的。 面对这份清单，理性的政府官员应该扪心自问，国内民众是否也这么想，政府的税收是否需要调整。

税负的本质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价格”。 税收痛苦指数反映了“公共服务”的成本效益。 仅仅比较各国税负水平而不考虑公共服务的提供情况意义不大。 例如，北欧国家以其大政府而闻名于世，但它们也以公共服务和政府诚信而闻名。 高税收、高福利，再加上舆论的支持，让这成为一个理性的选择。 很多人之所以相信福布斯的税负排名，是因为觉得公共服务提供得不够。

以小规模宏观税负（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为例，2009年的数值为17.46%，与发达国家的相关数值相当接近。 反问题是，哪些公共卫生、教育、社会保障服务能够赶上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同时，我国的行政成本也比较高。 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2006年各国财政数据为例。 我国行政费用约占总支出的18%，而同期美国、日本、波兰均为13%，乌克兰为8%。

此外，我国经济建设支出相当高，达到一些发达国家的三到四倍。 税收成本也是一个问题。 2008年8月，审计署报告显示，2006年，18个省（市）税务部门人员人均支出达到5.83万元，是当年全国公务员人均收入的两倍多。 此外，一些税务局随机抽查的办公用房超标比例接近60%，购车也存在大量违规行为。

人们之所以认同税负之痛，在于日常生活认知。 尽管经过多年的争论，政府在个人所得税减免方面并未给予足够的让步。 近年来，“个人邮政税”等关税的实施也让一些人感到不满。 因此，一些普通民众认为，政府增税往往比减税更有效。 在公共服务方面，教育、医疗等服务水平还不足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相关投资仍落后于许多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 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到20世纪末，财政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达到4%。 迄今为止，尽管财政收入不断增加，但这一目标尚未实现。 医疗费用也居高不下。

福布斯“税收痛苦指数”排名存在严重缺陷，但仅仅归咎于这些缺陷无济于事。 需要看到，一方面，政府自身行政消费过大，税收等行政成本过高； 另一方面，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还达不到要求。 换句话说，公众承担了较高的税收负担后，很难获得匹配的公共服务。 这就是“痛苦”的根源。 （吴木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