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1-08-12 06:58:21作者:admin2
中国人在德国这些年,就象非洲人在中国的待遇差不多,但通过奥运,中国国力提升.基本上消除了歧视.
1:
在德国这个非移民国家,许多城镇几乎还是清一色的白种人,即使在柏林这个所谓“欧洲最多元化”的大都市,亚裔也并不是那么常见。在街上和地铁车厢里,我经常见到金发碧眼的女士先生,暗暗地或毫不掩饰地打量我的东方面孔。
圣诞节假期里,我去德国南方看望我姑姑。她在德国已经定居十多年,在以保守著称的巴伐利亚州一个小镇上当医生。谈起在德国的感受,她说她一直未能感到被德国白人社会所接受——尽管他们一家都已入德国籍,两个孩子都是班上的好学生,夫妻两人各自有收入不错的高技术职业。他们在德国算是相当不错的中产阶级了,但他们在与德国人的交往中,总感到自己被当成外国人。
我姑姑工作所在的那个巴伐利亚小镇,只有她一个亚洲人。时不时就有病人在走廊里追上她,问她从哪里来,更有一些德国人,看见亚洲面孔就认为他们从事的一定是“扫地”或“洗碗”这类不需要高文凭的服务性工作,他们大都难以置信,一名亚裔中年女性竟然能在德国当医生。
有一次我姑父买东西的时候,碰见一个他们孩子同学的家长,拉起家常来。她问:“怎么最近没见到你太太?”姑父告诉她,她最近刚刚找到一份工作,但那家医院离家较远,所以一般周末才回家。
那位太太很惊讶:“她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为什么不在本镇的医院工作呢?那里有许多空缺的职位呀。”这一下把姑父也说糊涂了:“她去问过,别人说没有呀!”那位太太摇头:“不,我知道,他们那里需要很多清洁工!”
我姑父哭笑不得:“您误会了,我的夫人是位医生。”听到这话,那位太太脸上露出惊异的表情。
“这种事已经发生过多次了。”姑姑讲起这事时有一丝愤慨,也有一丝无奈,“我刚到巴伐利亚那个小镇时,在镇上找住处,去一家德国人家里看房子,是间地下室。那位太太说,租她的房子可以,但条件是一定要每个月把他们家所有的窗户都擦一遍。我说,哪有这种事,我工作忙得要死,连自己家里的窗户都没时间擦,哪有时间来擦你们家里的窗户?她就说:‘你总有下班的时间吧,而且还有周末呀!’我说:‘我每天早上从7点工作到深夜,周末回家和家人团聚,怎么可能有时间?’”
这位夫人疑惑地问:“那你到底是在医院做什么工作?”姑姑说:“我在医院做医生呀!”这位夫人听罢后退几步,吃惊而抱歉地说:“哎呀,医生女士,太对不起了,我还以为你的工作就是擦窗户呢!”
听到这些小故事,我也哭笑不得。这些事都不大,但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也会带给人很多烦恼。高歌
2:
德国有多少中国人?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统计过,也没有打听过。反正生活在德国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这感觉不会错。
街上见到一位黄皮肤的路人,友好地笑一笑,说声“您好!”如果对方回答“您好!”那他就是中国人。接下去便是相互提出的一连串问题:“哪里来?”“住哪里?”“干什么?”这是中国独有的问候方式,同德国人迥然不同。因为在他们看来,刚见面怎能这样刨根究底地问呢?
但中国人之间这样一问,两人的距离立即拉近了许多,顿时显得亲近起来。这也许同大家都是游子有关。对于每一个生活在德国的中国人来说,都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所以见到同胞,一种亲近感便油然而生。那些解放前到德国的、中间又极少有机会回家的人,这种亲近感更加强烈。
在德国,我去过的中国饭店不少。经常会遇到店主得知我来自中国后亲自来伴餐的。尤其在60年代的西德,几乎没有大陆派去的人,所以店主特别有兴趣同我们攀谈,了解祖国的变化情况。他们提起中国,喜欢用“祖国”这个词,颇有神圣感。谈得投机,饭后就坚决不肯收钱,弄得我十分狼狈。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德国的中国人也是有群的,粗略来分可以这样说:第一群是解放前后到德国经商的,大部分开饭店,全家老小齐上阵。第二群是留学生,靠公费、奖学金或完全自费。第三群是官派人员,完全吃“皇粮”。
第一群人相对来说最富有,经过几十年的经营,都小有家底,有的人饭店已开到好几家。但他们的财产也是汗珠换来的,从牙缝中抠出来的。许多饭店老板都向我谈过他们当初几块或几十块美金闯德国的经历,他们一年365天没有一天休息,每天都要忙到半夜饭店关门。德国社会风行度假,但他们中许多人不知度假是何味。这群人在德国居住时间最长,因而对国内情况最隔膜,也最希望了解。
第二群人年纪最轻,但文化层次高,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他们既了解中国的国情,又了解德国的社会。德国官方对他们十分重视,因为他们学成回国,必将在国内重要岗位上工作。如果说德国要在中国培养“亲德派”的话,那么就在他们身上。他们尚处于学习创业阶段,所以经济状态不十分好。
第三群人是临时在德国工作,但循环重复,加起来在德国也呆了大半辈子,远离家庭亲人,生活上有苦衷,而且经济条件是三群人中最差的。一名一级大使的月工资还不及留学生每月的打工收入,远远够不上美国大使馆最低一级外交官的待遇。但是他们兢兢业业,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时刻记住自己是新中国的代表。
这三群人的社会背景、历史渊源、文化层次、年龄状况迥然不同。但是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共同点,即他们都有一颗永远的中国心。中国,对他们有磁铁般的吸引力。他们漂泊海外,成家立业,甚至度过了自己生命的大部时间,但他们的根始终在中国,始终想着中国。在国内生活,这种感受也许并不强烈,但在国外呆得愈久,这种感受就愈强烈。这方面有许多例子。
60年代,中苏边境发生珍宝岛事件,形势十分紧张。一名经商的华侨千里迢迢赶到使馆,从怀中取出一架他自己珍藏多年的德国蔡司厂出品的10倍望远镜,要捐献给前方将士,以尽自己一份微薄的保卫祖国之力。一名看似整天只忙碌自己生意的华人,原来也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安危。
70年代,我去西柏林康德大街的一家中国饭馆用餐,年已古稀的店主得知我来自北京,主动过来攀谈,说出了他的一番心事:他1949年前就来到德国,开饭店事业有成,娶了德国妻子,生有两子,分别攻读医学和法律,现在已成家立业,生活富裕。在这样一个看来十分满意的环境中,他竟然越来越不满意,已经生活了几十年的德国,对他来说仍然是异国他乡。他怀念自己的家乡,很希望回大陆去度过自己的晚年。看来,中华民族确是一个十分难于同化的民族。
80年代,我参加了几次中国留德学生座谈会。与会者有公派的、自费的、拿德国奖学金的,其中不管被认为是“滞留不归”或是在德国“赚钱”的,但会上共同的心声是:让中国强盛起来。他们的发言,令我感动不已。有人获悉了一项新技术,他马上就会想到:中国有没有?有人在研究一个新课题,他也会想到:不知道国内是否也在研究?一位女学生甚至颇为天真地设想:他们可利用当地的设备和知识进行研究,然后把一系列数据带回国去供国内使用。总之,大家都觉得在国外学了那么多,只有起了报效祖国的作用,心里才算是落到了实处。
此后的一次谈话更加深了我这种印象。那已是90年代的事了。对方是亚琛工大的博士生,应聘于大众汽车公司工作,月薪约一万马克,开着一辆宝马车。他深情地告诉我想回国去。他在德国干了几年的体会是:想赚钱容易,想干事业难,还是回国去有施展余地。我确实能理解他那种怀才不遇的心情。
我罗罗嗦嗦地举出那么多例子,只是想说明一种感受,一种接触了许多生活在德国的华人之后得来的感受: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胸膛里都有一颗永不泯灭的中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