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几年来，“未知真相”已经成为公众的一个陌生词汇。 它经常出现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官方的解释或媒体发布的新闻稿中。 通常表述为“不明真相的围观者”。 一般情况下，大规模人群聚集事件发生后，一些地方政府往往会不假思索地拿出这样的说法，并采用阵营一分为二的方式，称大多数不明真相的围观者受到“影响”。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进行迷惑、煽动。

真相或许是世界上最难以接近的东西。 可以说，在经验范围内，我们并不了解大多数事情的真相。 直到权威信息发布后，大家才恍然大悟。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知是常态。 例如，季羡林先生的遗产的真相至今仍不得而知。 例如，余秋雨老师曾向中纪委揭露过一位前地方领导的不当行为。 这只是一个特殊的功能，不具有代表性。 一般来说，对于距离公众较远、关联性不那么密切的事件，不了解真相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近期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真相不明”的逻辑恰恰相反。 很多事件发生时，普通百姓都亲自到场参与。 例如，最近发生在湖北石首的事件，似乎是由一名为保护亲人尸体而非正常死亡的人的家属造成的。 事实上，当地民众早已对当地政府有所抱怨，并用这种方式来发泄不满。 一些地方因征地补偿纠纷发生群体性事件。 地方政府经常将事件现场的人称为“不明真相的围观者”，无论从情节还是理由上都是不恰当的。 赔偿数额是大是小，老百姓心里都很清楚，实在不能称之为“不明真相”。

一些地方政府似乎特别喜欢这个词。 发生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被称为“围观不明真相的聚会”。 看来中国人特别喜欢看热闹。 说白了，只要不造成公共秩序混乱，看热闹并没有什么错。 每天早上天安门广场升旗时，观看升旗的人们也可以称为“围观者”。 但一些领导人似乎特别害怕群众集会，甚至只是为了看热闹。 给外界的印象是，他们似乎从“围观者”身上感受到了某种不安。

为了平息这种不安和恐惧感，无论观众多么秩序井然，都必须在短时间内解散或强行驱散围观人群。 这很容易形成恶性循环：老百姓以为自己看到了真相，政府却说不是，把另一个真相强加给他们——你是被一小群别有用心的人怂恿的。 快点回家吧。 去睡觉吧，再这样下去，任何有智慧的人都受不了这种侮辱。

这种代表模式现已结束。 作为一名媒体人，我经常自嘲，说我就是、也一直是“不明真相的围观者”。 如果某个地方发生群体性事件，记者、媒体距离现场很远，根本无法观看。 我们不能随意指责旁观者不了解​​真相。 即使你到达现场但无法挤进前三排围观者，也不能声称知道真相。

在信息沟通不畅的早期，事情发生后，事件发生地的官方解释是唯一的声音，也是唯一的“真相”。 如果没有记者（而且只有新华社记者）在场，发生的一切就不能算是新闻。 如果记者到达现场后没有报道此事，就相当于事件从未发生过。 一些地方领导人可以在小范围内焦急地开会讨论对策，但他们不会向公众说什么——那时，“真相”就掌握在他们手中。

媒体市场化改革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结束了这个只有一种声音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对于一些思想封闭的领导人来说，真相并不是禁忌。 了解真相是群众的权利。 即使他们只是旁观，他们也有权利知道真相。 互联网、手机短信为他们寻求真相提供了工具和便利。 事件发生后，全国乃至全世界都看到了。 没有官方媒体的帮助，真相仍然可以传播。 这是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之一。

以前有人告诉我们“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后来变成了“不明真相”。 或者可以说，根据事件的性质，群众的眼睛有时看不清真相，有时又看清真相。 总之，群众的判断不是由群众自己决定的，而是由某些领导者决定的。 说到底，这仍然是皇权时代“牧民”的心态。 政府治理现代化要从让群众了解真相开始。 （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