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爸

一提起老爸我就头疼，别看他在外人面前像个面冬瓜似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可他的话都给我留着呐。他只要一见到我，那永远不知疲倦为何物的上下嘴皮就吧嗒吧嗒个没完没了——我想他真应该去当演讲家——害的我每天都要聆听他的谆谆教诲警世通言。老爸的教学水平实在不敢恭维，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要好好学习啦，不要贪玩啦，应该像个女孩子样啦……有时我听烦了，就会捂着耳朵大声抗议：“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少说两句行不行？没人把你当哑巴。”每次他听了我的抗议，不但不生气，反而讲得更起劲了，真拿他没辙。
上学期期末考试，由于考试时粗心大意，数学考砸了。领成绩单那天，我心情沉重的离开了学校，学校离家不远，平日里五分钟就到家了，那天我却走了十几分钟，感觉就像过了一个世纪。我怕老爸，怕他那张不依不饶的嘴，怕他给我上没完没了的政治课。
回到家，刚进门，未见其人，先闻其声：“静静，这次考得咋样？”言语里透着关切和期冀。“不咋样……”我低着头，怯生生的回答。“我天天跟你讲，平时要多看书，多做题目，‘磨刀不误砍材功’，累不死你，可是你呢……”我的心里充满了恐惧和懊悔，我不敢看他的脸，我知道他此刻的脸上写满了愤怒和失望，我又何曾没用功呢，每天不都做到十一二点钟吗？我低着头，默默地流着泪，根本没有听清楚他讲些什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老爸说得口干舌燥，终于不讲了。我抬头瞥了一眼墙上的钟，老爸竟然足足讲了一个钟头。哎，命苦呀！
中午当我端起碗筷准备盛饭时，发现老爸似乎又要说些什么，忙说：“爸，《午间新闻》到了——新闻节目是老爸的最爱。”老爸一听，三步并作两步，飞快地走到电视机跟前，打开电视，关心他的国际国内大事去了。好险呀，又逃过一劫。
吃过午饭，我便打着“学习”的幌子，到同学家玩去了。然而，晚上一回到家，老爸就又给我上起了政治课。憋了半天的话的确厉害，那一串串语言，如同一架机关枪不停的“扫射”，害得我左右耳得了“神经性耳聋”。为了避免更严重的后果，我便冲进卧室，“咣”的一声把门关上，躺在床上，戴上耳机，听起阿杜的新碟来，任凭老爸在门外暴跳如雷也好，伤心欲绝也罢，就是不开门。
第二天一大早，老爸还没有起床，我就背起书包去了补习班。当初老爸给我报名时，我是很不情愿的，但为了避免“耳膜炎”再次发作，两难相较择其轻，也只有硬着头皮去了。一出门，我的心里顿时乐开了花，“翻身得解放了”——这一下老爸就没有机会给我上政治课了，这样的时光真爽！
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中午回家时，一上午愉快的心情又让老爸给破坏了，刚进门，还没有来得及喝口水，就听老爸问道：“今天学什么，学得咋样，都听懂了吗？吃一堑要长一智，学习不是一日功夫，要日积月累，做到日日清月月清，今天老师布置作业了吗……”MY GOD！政治课又开始了。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老爸也真够辛苦的，可怜天下父母心。看着老爸眼角眉梢一天天增多的皱纹，我暗暗发誓，今后一定好好学习，争取优异的成绩，让老爸劳累了多年的上下嘴皮歇一歇，因为我爱我的“政治”老爸。

我有一个好父亲
父亲是一个少言的人。他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听见母亲一个人在不停的讲话，父亲只是一个劲的抽烟，偶尔才应答一下，那话也多半只是一两个字。家里来客人，父亲陪人家吃饭，既不让酒，也不劝饭。只自顾自吃自己的，显得很不礼貌的样子。对我们几个孩子也一样。他很少过问我们的学习，他觉得学习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有问题问他，他也是说你们还是去问老师吧。

父亲是个农民，但在我眼里很多地方又不像地道的农民。父亲读完了小学，初中上到了二年级就因贫困辍学了。接着他和几个同伴瞒着爷爷奶奶一口气跑到了包头，在那儿上了两年的中专。后来因为六十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学校解散了，父亲又回到家继续当他的农民。父亲写一笔很好的毛笔字，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父亲总要被人家恭敬地请去当帐房先生，记记份子什么的。到了春节，更是父亲忙碌的时节，乡亲们都早早的把大红纸送到我家，请父亲写春联。往往春节未到，我家早就洋溢着节日的气氛了。我小的时候习字，父亲就让我学着给山东的舅舅写信。什么格式，怎么称呼，如何落款，都是父亲手把手教我的。我虽然喜欢他的字，但我练字没长性，直到如今也没形没体儿的。回家陪父亲喝酒，喝到高兴处，父亲总是指着我说：“就你还中文系，还老师，写字还不如我这个农民哪。”我只能笑着点头。

父亲是个爱书的人。他每次出门，包里总要塞本书。实在没有可看的，也要捎上几张报纸。记得父亲亲手买的书有1975年出版的三卷本的〈水浒传〉、上下册的《东周列国故事》、《聊斋志异》和冯梦龙的“三言”。农闲时节，别人家的男人或打牌或赌钱，我父亲就在炕上看书。逢雨雪天，更是整天抱着书看。这两年父亲眼花了，自己买个花镜，还是不忘读书。我有时端详端详，老人还真像个文人先生呢。今年暑假回家，我倒腾书柜，找出一套明朝抱翁老人的《今古奇观》来，是清朝道光年间刻印的，可惜少了一卷。我对他说，这书给我吧。父亲说行啊，反正我眼花也看不了了。父亲还常常感慨地对我说：“文革那会儿，你爷爷当私塾先生时留下来的书都让我作饭时当柴火给烧了，怕惹祸。要不留到现在也值钱了。”于是我也很感慨。好在我们这一代不会再赶上“焚书”的年代了。

我家的三个孩子中，父亲最疼我，他说我坐得住，安分。冬天的时候，我整天在大街上疯跑，出了满身的汗，热得把穿的棉裤都溻湿了。早晨起床前，父亲总是早早把火炉点好，然后把我的棉裤用手翻转过来，一点一点地靠近炉子烤，边烤边慢慢晃动着，不一会儿，我就看见棉裤上腾起缕缕热气。等烤完了，父亲还要用他的两双大手把棉裤搓搓，让它柔软。等我再穿上的时候，感到很温暖。父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常常给我擦皮鞋，每次都收拾得很仔细。我上学骑的自行车，每天都是父亲为我取出来，晚上回到家，每次也是父亲为我存放好。擦车打气更是他的份内之事。在他眼里，我似乎永远是个孩子。我上学时读的书，都是父亲亲自包书皮，并用毛笔写上我的名字。我当老师这么多年了，我上高中时的课本仍然保存完好。有时我读他说，这书都没用了，您把他卖了吧。父亲总是说：“放着吧，放着吧，书到用时方恨少啊。”我在南京上四年大学，每次都是父亲执笔给我写信，信的结尾总是说，别心疼钱，吃好，注意身体。他很少叮嘱我好好读书，但我读了父亲的信，自然知道该怎样去念书的。

现在，我当父亲也十多年了。孩子小的时候，因为他生病不肯吃药，没少暴打孩子，大一点了，因为不爱去幼儿园又挨了我不少打。直到现在，学习不好了，考试不好了，我对孩子也是非打即骂。想想父亲对我，再想想我对孩子，确实很惭愧啊。我和父亲每年相见几次，见一次，他就老一点儿。可不是吗，我都奔四十了，父亲能不老吗。

在我眼里，父亲是个沉默的人，是个爱我疼我的人，是个爱读书写字的人，是个引导多于管束的人。在我眼里，父亲的形象很高大，须仰视才见。愿父亲能健康的活着，我愿意永远做他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