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犯错的未成年学生，教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都不管用时，是否需要惩戒？
20世纪以前，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这不是问题。但是在从清末到现代中国，中小学教师以体罚为主要内容的惩戒权已经被取消教育惩戒大家谈写一篇征文稿、禁止。这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不过它导致的另一个结果却是，越来越多的中小学教师走向另一个极端——不敢批评、管教学生。个别家长无理取闹，对教师施以人身攻击，影响非常恶劣。
有鉴于此，2009年教育部(微博)颁发的《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中，专设条款，赋予班主任“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但何谓“适当方式”，何谓“批评教育”，批评教育不管用怎么办，该规定并未讲明，很多教师仍不敢批评、管教学生，甚至为了防止“出事”，有些地方的中小学在课间休息时，也不让学生轻易出教室，以免学生打闹发生“意外”，学校和教师担不了干系。教师应当担负的教育责任被严重弱化，几乎沦为保姆。
不可否认，旧式教育体制下，教师过多过滥地使用惩戒权，甚至给很多功成名就的读书人也留下恐怖记忆，但心存感激者也不乏其人。北宋真宗年间做了大官的丁谓，衣锦还乡时特地看望授业先生，称“小年狭劣，荷先生教诲，痛加梗楚，使某得成立者，皆先生之赐也。”前北大校长蒋梦麟幼时恨透了旧式教育，他曾有一番“豪言壮语”：“先生，我要杀了他！家塾，我要放把火烧了它!”但人到中年，则认为传统的教与学组织方式“已足以应付当时的实际需要”。
不独古代中国的教师如此频繁地体罚学生，古希腊罗马时期也是如此。古罗马人深信，“没有痛苦的代价，就没有进步”。因此，“没有眼泪的教育”也必然不是好的教育。跟古代中国一样，体罚的痛苦也让不少伟大人物终身难忘。中世纪著名神学家圣•奥古斯丁72岁时，有人曾问他是愿意等死还是返回童年。他毫不含糊地说：“我宁愿死，也不愿意返回童年接受教师的鞭笞！”
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的兴起，学校和家庭的体罚现象遭到强烈抨击，1783年波兰废除了体罚。1845年卢森堡也废除了体罚。此后，荷兰、奥地利、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德国等也都相继立法禁止体罚。
挟西风东渐，1904年，晚清政府在《奏定学堂章程》也提出“13岁以上”不可再用体罚，而13岁以下最好不用体罚。至于“罚站”、“剥夺假期”、“剥夺自由”、“替代劳动”等后来被认为是体罚之列的，在当时则被允许。民国政府原则上也要废除体罚。1952年中央教育部下发通知，明文规定“废止体罚或变相体罚”。改革开放以来颁布的《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教师法》等 ，一再明确表示“不许体罚”。
但是美国对废除体罚的历史潮流明确说“不”。1977年，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认定学校实施体罚并不违背宪法中的正当程序保证。最高法院在此前的另一个判例中认为，一方面，为维持教室秩序而采取恰当的管教措施在教育上是必需的；另一方面，国家也有为学生提供良好学习环境、维持教室秩序和保证学生安全的义务。但是法院又强调，无论如何，实施过度体罚绝非国家强制利益之体现。不论基于何种目的，过度体罚都是压迫性的和虐待性的，是不人道的。目前在美国，立法禁止体罚的有21个州，其他州无明文规定。
在英国，1986年以前，教师可以对学生实施必要的管教，社会默许体罚的存在。在日本，体罚是法令所禁止的，但教育实践中体罚的现象较为普遍。日本学校教育法规定：校长及教员，在教育上认为有必要时，得依据监督机关的规定，对学生及儿童行使惩戒但不得给予体罚。台湾地区的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体罚，但又提出对学生进行“暂时性疼痛的管教”。在教育实践中要不要体罚，目前争议较大。
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废除体罚是世界潮流，中国当代教育不应该也不必要自外其中。但中国教师因废除体罚而丧失惩戒权，造成不敢批评管教学生的严重性，对教育活动本身的伤害同样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