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学术成果为中国古代史奠定了较好学科基础。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确立后，众多历史学名家和史学新晋撰著、编辑、校订出版了大量学术著作，诸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二、三编出版，翦伯赞主编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史纲要》出版，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修订出版，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启动编写，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出版，侯外庐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出版，对“二十四史”进行整理。此外，相关断代史、专门史论著也不断涌现，如杨宽的《古史新探》和《战国史》、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谷霁光的《府兵制度考释》、韩国磐的《隋唐的均田制度》、傅衣凌的《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史念海的《河山集》等，史学领域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这些学术成果为中国古代史奠定了较好学科基础，其中很多都是经典之作，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古代史仍然要学习参考的内容。

改革开放让中国古代史研究迎来新的春天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经过拨乱反正，广大史学工作者不断开拓创新，中国古代史研究迎来新的春天。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党对历史研究的高度重视、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提供了政治和经济上的保障，中国古代史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对外交流、成果出版等方面都取得了更加骄人的成就。

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更加全面深刻。在社会形态理论上，学者们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社会形态作出了更加合理、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在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理论指导的前提下，中国古代史研究者深入中国历史实际，从具体史料出发研究具有中国特点的历史发展道路，构建自身的史学理论体系。改革开放后，围绕五个重大问题研究，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历史人物评价、民族关系等问题的再探讨，无论是对唯物史观的认识，还是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都较之前有了明显进步。

研究理论和方法日益完善。改革开放后，中国古代史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指导下，在科学汲取古今中外优秀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在新资料大量发现、整理、刊布的情况下，政治史研究、经济史研究、社会史研究、思想史研究、文化史研究、民族史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外关系史研究、历史地理研究、边疆史地研究等都开始形成自身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以甲骨文、简帛、敦煌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碑刻与图像资料以及众多民间文书为代表的新出文献，极大丰富了中国古代史的史料。环境史、医疗史、疾疫史、社会生活史等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异军突起，让中国古代史学科体系日益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