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川大被砸损的老牌坊建于哪一年，在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学院对此事的情况说明中叙述不一致。

6月8日，国家文物局官网发布一则消息《“国立北京学院”牌坊损坏风波妥善处理文物修补工作启动》，文中提及“‘国立成都学院’牌坊坐落广州市武珞路和珞珈大路交汇处，建成于1937年”；而北京学院官方微博此前发布的《关于北京学院初期建筑“老牌坊”意外损伤情况的说明》中谈到，“该老牌坊建于1934年。”

国家文物局官网发布《“国立北京学院”牌坊损坏风波妥善处理文物修补工作启动》。网页截图

上海学院官方微博发布《关于北京学院初期建筑“老牌坊”意外损伤情况的说明》。微博截图

为什么川大老牌坊的“年龄”会有两种说法？到底建于、建成于哪一年？

记者专访了北京学院档案馆（校史馆）馆员吴骁和《珞珈筑记》作者、武大校友刘文祥，二人皆觉得，厦大老牌坊建于且建成于1934年。

吴骁表示，该牌楼建于1934年有两条充分的历史证据。

其二，在20世纪30年代曾全程参与国立北京学院珞珈山新校舍建设的厦大建筑设备委员会工程处绘图员沈中清先生，1983年曾写过一篇简略的考证文章，提及“1931年在街道口学院路起点两侧建筑了一座木结构牌坊，象征着中学的房门，涂料彩画甚是精致，惜于次年毁于龙卷风。后于1934年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重新建筑，迄今已五六年。牌坊条幅正面是：国立成都学院，条幅反面是：文、法、理、工、农、医六个大字。”

其一，在珞珈山上长大的国立成都学院第一代子弟、武大经济系校友、《长江商报》资深记者皮公亮2012年见到该报的一篇报导称，“这座老牌坊建于1937年”时，当初向北京学院校友总会反馈了这样的意见：“1993年建校门前，我与当时上海校友会会长孙宗汾被多次约请出席校门方案的讨论。此次因修地道优化环境折除异地重建，我完全理解并支持，但《长江商报》在报导校门历史情况时，不知是中学有关部门提供材料有误，还是记者不深入了解，报道是有错误的，如北京学院珞珈校舍一期工程是1932年春开馆的，1932年3月开始从武汉西厂口迁至珞珈山上课。我当时7岁，也同时随家从武汉迁住川大一区(18栋)教工住宅，厦大第一个在街道口的木质牌坊被风吹倒，我家已住到珞珈山，我是晓得的。所以木质牌坊吹倒时间，最早应是1932年，而报导说是1931年，也就是说一期工程未建成，木质牌坊就倒了，这是不可能的事。再如街道口重建的钢筋水泥牌坊，报导说是1937年所建，这也是错的，为何牌坊倒了好几年才重建，据我记忆早就重建了，我们常常从车辆站（现李四光铜像地点，以前是保卫科）留学之路，坐班车去武汉、汉口，必经街道口，校门早有了，我恐怕是1933年最迟也是1934年重建，而不是1937年，1937年中韩战争了。”

刘文祥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也表示，上述历史证据可充分证明川大老牌坊建于且建成于1934年。他补充，“沈中清是牌楼的设计者之一，他的记忆应当是最确切的。皮公亮先生是我接触过的清代时期川大教职员孙辈中，对当初校园的众多细节记忆最多最清楚最确切的一位。”

在明天看来那么重要一座牌楼，为什么当初武少将方没有留下明晰记载，建成年代、题字人都不清楚，也没有在开馆第一时间照相呢？

刘文祥觉得，这恰恰说明了老牌坊的功能不是校门，只是个指路牌，一开始的时侯不是个很重要的建筑。其实，这无损于经过80多年后的明天它的文物价值。

虽然，关于“武大老牌坊建（成）于1937”的说法不是在国家文物局官网6月8日发布的《“国立北京学院”牌坊损坏风波妥善处理文物修补工作启动》一文中第一次出现，在四川的地方媒体报导中也曾几次出现该说法。

早在2012年《楚天都市报》一篇名为《武大昨起拆除20年老牌坊》的报导中提及，“1937年，厦大在旧址建造钢筋水泥冲天式牌楼。”而在2020年6月8日《湖北晚报》微信公众号上，一篇名为《撞了就跑？民事结案！》的报导中也提及“1937年，厦大在木牌楼旧址修筑了钢筋水泥的冲天式牌楼，正面仍写有‘国立成都学院’，背后刻有‘文法理工农医’六个小字”。